收藏信札的终极目的只能是喜欢、做研究。我有个习惯，把那些藏品置于床尾，每晚抵足而睡。收藏的一万多件信札里还有八千多件没做整理。2009年出过一本名为《碎锦零笺》的书，被三联评为年度畅销书，我会尽量将它们也写成畅销书。今后实在写不动书了，就建个名人书信博物馆，将藏品展示给喜欢的爱好者。

　　一些信件完全可以颠覆人们曾经的认识。比如，我收藏的田汉一封检讨里就谈到很多鲜为人知的东西，他曾与毛泽东、蔡和森是同学，老师徐特立分别给他们做过类似命运推定的评价，不少言辞从未见诸任何史册。

　　尽管不少人认为不该披露钱锺书对杨宪益批评的信件，但在信件里臧否人物原本就司空见惯。比如，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著名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与宗白华齐名。可陈梦家就看不起他，认为他根本不懂画，他家里挂的画很丑陋，对家具也不懂。这些对某个人的不同评价是可以为历史提供旁证的。

　　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观点

　　关乎隐私的信札不一定非得上拍

　　在拓晓堂看来，名人信札似乎先天性就陷入一个悖论之中。他将信札分为两类，应酬性质、由下往上的通信一般没啥大价值，写的报告、文件都是谈功不谈过，给领导写信也是一笔一划，唯恐不敬，“难逃拍马屁的嫌疑”；另一种是友朋之间的通信，要随意得多，真实流露对事物或某人的看法，陈独秀的信札就比他写的对联要更为珍贵。想看哪一种自然一目了然。“不过，很可惜，适宜公开的往往是前者，后者却由于私密性，而在传播、易手时多有顾忌。”

　　身为“钱学”研究者的谢泳对钱锺书那批书信是颇为期待的，“它对学术研究肯定有益处，同时，从还原一个人的真面目角度看，也不应该只停留在公开发表过的著作上。它有一个合理使用的问题。”他解释说，名人书信属私人物件不假，但也有“公”的一面，只是在何种场合，如何挖掘这层价值，需要慎重。

　　资深书信藏家方继孝如今已拥有名人信札近万件，据了解，故宫也才只有四万多件。“涉及书信作者隐私或家人不愿公开内容的书信，完全可以静悄悄地流转、使用。”他说，早在拍卖这种西方交易模式进入中国前，先祖们的书信就一直在有序流转。他认为，即便当事人尚健在，也不影响流转。方继孝支招说：其一，信件持有者可以直接找到相关博物馆、研究机构进行捐赠，现阶段绝大多数文化机构还是可以有偿回购的；其二，私底下和圈内的民间藏家交换或买卖。即便还是觉得拍卖划算，也可以对上拍内容做些遮掩，除非你是有意以此为噱头，赚取眼球和金钱。本报记者 陈涛 王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