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到故乡，附近的阿婆阿公总愿意找我聊天，也许是因为孤独太久，又没有一个适合倾诉的对象。约在十年前，我刚大学毕业做记者时，邻家的阿婆对我说，“你这个写字的，应该写写咱们村不顾忙闲、不务农事的麻将风气。”

　　而最近几年，每次春节归乡，阿婆的说法又变了，“你是做记者的，你应该曝光一下村里的不孝风气，这群媳妇们作（意指“折腾”）翻天了”。

　　群山遮住了村人的眼界，而素质与修养的缺乏，又让他们并未学会正确使用工具。城市中的刀具，传入村内，但村民并未用它切菜，而是无师自通地发明了用它来扼杀生活。包括有限的娱乐方式，也在被歪曲利用着，成了村里老人眼中的糟粕，流传甚远。

　　未有节制的娱乐

　　从2015年开始，微信在村里的男女圈里流行起来。可是因为村里太过偏僻，家庭座机入户尚不足十年，联通网络至今在村里还没有信号，移动网络信号只在个别地段时断时续。即便日常通电话时，也会经常掉线。

　　这并不影响微信的使用，他们不会抢红包，只用微信通联外界，并企盼着外人能拯救自己。因为打字慢、识字有限，使用的习惯是按住说话。最急人时，刚说了几句，未等按发送键，信号中断了。于是，村里时常会看到这种特殊的场景，有人在房前屋后往返很多遍，双手高举着手机。

　　2016年春节，在家里的老人们生不如死、正遭活罪之时，几个农家妇人在密谋着一场向外省远征的组团“约炮”：通过微信，她们在陌生的群里与自称“很有钱”的外地人夸夸其谈，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头，但已被“有X套房子、有X辆车、有大把花不完的钞票”的条件所吸引，她们也刻意地把自己的年龄缩小了几岁甚至十几岁，并时刻准备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见面”——如果对方条件好，她们便不计划回村。

　　最早先，村里的娱乐方式是略显单调的麻将与扑克。这个风气在长达20年的时光中长盛不衰，年老者负责操持家务、照看孩子，而坐在麻将桌上的是一群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女和一群敢于下赌注的年轻人。若是农忙时，白天种田，在家里吃过晚饭，一路小跑地直奔牌局，奋战到后半夜。

　　如农闲时节，麻将牌局会持续几个昼夜，直到把兜里的钱输光才肯回家。中途只停歇片刻，泡一碗方便面、吃几片面包或者撬开一瓶啤酒填肚子。为了就地取材、节约时间，这些赌局常设在小卖店中，赌家们一手搓着麻将，腾出了另一只手啃着面包就着香肠。

　　春节期间，从年初一，直到月末，都是牌局的最盛时光。走门串亲的外地人多起来，新旧牌友们云集一决高下。

　　两年前，村里个别时髦的女人将广场舞带回了故乡，风靡至今。邻村的小学互相合并，我童年读书的小学已废弃多年，跳舞者将学校的教室打通、粗糙改造一番，如到夜晚，拉上路灯，歌舞升平。

　　一些村民刚从田地里放下锄头和铁锹，未顾得上洗手和吃饭，迅速加入到舞队中，直到体力不支，方才散去。

　　城市里，多数人无暇娱乐，即便娱乐也视为业余休闲、有所节制，但在我的故乡，更多人是将其作为一种长期寻乐的事业，并为之努力践行、奋不顾身。有时因为赌注太小“不过瘾”，一些人会选择去十公里外的乡镇上或者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中找棋牌室、结交牌友。

　　娱乐逐渐鼎盛，男盗女娼的不良之风也继而蔓延。村里的离婚者越来越多，令人费解的是，除了年轻夫妻，有的离婚者甚至年近60岁，孙子也不小了。一些年轻人认为这是新女性主义的觉醒，而在老年人看来这是有辱祖宗的伤风败俗。

　　在两种价值观的对撞难决胜负之下，一位我称之为叔字辈的远亲便离婚了。离婚之前，夫妻两人每天坚守牌局，不顾农事，家中经济窘迫，一处茅草盖成的房子因年代久远成了危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但是，两人无心修葺房屋，只顾牌桌上的输赢。他们也因为牌技过人，而常常被绰号以“常胜夫妻”。

　　在村里，一些人因为胆量过人，囊中羞涩，敢于“借高利贷”用于赌博，而这样的家庭最终妻离子散，或者远走他乡、避难躲债。

　　远亲叔叔家的儿子学习成绩很好，没能读完初中便辍学打工。原因很简单，家境贫穷。以往的多个春节前夕，那对“常胜夫妻”的远亲叔叔在牌局上酣战之时，他那年过8旬的母亲多次到乡镇政府的民政部门，为儿子争取低保。在长年累月的哭诉之下，这对已经离散的“常胜夫妻”，还是享受到了社会最底层的福利待遇。

　　在攀比和竞赛中的春节

　　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时，村里最穷的一个农户再传噩耗，男主人因病去世；大约两三年前，他的小儿子也因病过世了。

　　男主人去世的几天前，他的大儿子在一群农民的陪同下，乘着当天的早班车去了乡镇上。当天上午，这个低保家庭一次性取出了全年3000多元钱的低保费。这群人刚出政府大门，就转身走进了乡镇上最好的一家饭店，点上最贵的酒水和饭菜，将全年的低保费花费的所剩无几。

　　这户村民很穷，也始终被村人视作“傻子”对待。大儿子知道，即便是只有一天可以行乐痛快，撑足了面子，哪怕剩余的364天都在听天由命地喝着西北风，也很值得。

　　“面子”是村里最为讲究的声誉，攀比是村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杀年猪在攀比，如果谁家的年猪杀的最早、体重最大，家人走路也跟着趾高气昂；而谁家的年猪很小，在村民的打探中连走路都不肯抬头。

　　按东北规矩，每年刚过元旦，村人陆续杀年猪，族人和邻居会前来帮忙，然后在土炕上堆满菜盆，摆上几桌。村人之间在比拼着，谁家的年猪膘肥体壮，谁家的待客方式比较周到，谁家因为吝啬而在菜盘光了之后不再添菜。可能刚从你家放下碗筷，很快，你家待客的不热情和吝啬便会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堡子。

　　可是，在我听到的众多故事中，没有哪一家村民是真正大方的。即便童年记忆中比较忠厚老实的人，如今也被认为是不喜欢添菜、故意将肉做不熟的“滑头”了。

　　放鞭炮也在攀比。在农村，每年春节都要燃放爆竹，以前放鞭炮，近些年来流行城市中常见的烟花。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春节期间不时会有火灾发生。在东北的森林山区，一年四季要靠烧土炕取暖和做饭，燃料就是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每家农户都在院内外堆起来足够燃烧一年的巨大柴火垛。

　　以往的年俗中，谁家的柴火垛堆得高，摆放整齐，被认为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这也是农村年轻男女相亲必看的一个物件。

　　但春节期间，总会有一些不受控制、火花四射的烟花爆竹，钻进柴火垛中，从一个微弱的小火苗燃烧成一团扑不灭的火球。

　　当然，村里也有一些火灾是人为纵火导致的，如果邻里闹了矛盾，彼此最常见的报复手段便是趁着月黑风高，把一根点燃的火柴丢进柴火垛中，并快速地隐匿跑开。

　　临近春节，每户农民无论穷富，都要购买烟花，每户花销少则三五百元，多则超过千元。这笔开支相当于户均年收入的1/10。

　　村里罕有外出打工者，即便打工的，也都是男人离家，留下妻子照顾老人和孩子。因为进城能做的活计不多，而且常年讨要不到工钱，是否外出打工也让不少村人在2016年的春节犹豫不决。

　　春节前夕，村里有年轻人在工地上索要工钱没能返乡。当天，他的家里杀年猪，村人为此摆宴庆祝，酒桌上没人关心这个年轻人最后是否讨到了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