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李梓琨也赶到派出所，协助李春生说明情况。在派出所，她见到了手机店老板的妻子，“她说她老公不会干这种事的。”之后，由于证据不足，手机店老板被释放。警察要求思思去派出所抽取羊水做DNA鉴定，但思思离京去深圳，一直未去派出所。

　　思思在深圳报警后，李鼎律师整理了多份谈话记录等材料递交警方。接到这些材料后，深圳警方当即抓人，但最终因证据不足，夏某被释放。

　　深圳龙华区龙城派出所办案民警介绍，警方为思思前后做了两份口供，但差别很大。警方也对思思母亲王小英做了笔录，但双方在关键事实上口供不一致。

　　思思对警方称，她从今年1月到7月每天都跟夏某发生关系，孩子确认是夏某的。但王小英却称，思思肚里的孩子是北京一家手机店老板的。

　　唯一的证据是验DNA。

　　思思怀孕初期曾做过孕检，被告知预产期在今年10月初。考虑到思思怀孕月份已大，抽取羊水可能会有危险，警方尊重思思的选择，等孩子生下后再做鉴定。警方表示，他们已经采集了夏某的血样，等思思把孩子生下来后，只需要带着孩子来派出所抽血就可以进行DNA比对。

　　夏某坚决否认自己与思思有过关系，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诚心想帮助思思的好心人。

　　夏某承认自己确实说过想让思思和他生活的话，但这为了帮助思思。他说，本来是希望思思过来后，在学习的同时，也帮忙辅导一下孩子们。但思思到了这里，每天睡到12点多才起来，不然就是玩游戏看电视，在网上和人聊天。

　　“她们太折腾人了。”夏某说，思思太让他失望了，这次让思思走也实在是没有能力再帮她，“她都告我强奸了，我还怎么帮她？”

　　夏某甚至认为坏就坏在她妈妈身上。“思思在我这里乱交网友，看黄色录像，她妈妈也都知道。”夏某说，他也不止一次对思思妈妈说过，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要，光要钱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劝说没起到任何作用。

　　7月31日，夏某又给记者打来电话，再三表示自己没有与思思发生关系，更没动过要和她在一起的念头。

　　他发誓般地说，“我要跟她在一起就只有死！”

　　但思思仍认为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夏某的。得知夏某已经被警方释放，思思有点不相信。她对记者说，“我希望他被判刑。”

　　“我恨爸爸”

　　几乎每个与思思接触过的人，都会提及思思的反复、多变，以及说谎。

　　李春生对此表示认同，“思思一反一覆，总是说谎话说得多。”他认为思思变成现在这样，最大的原因就在她妈身上。“孩子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你应该管，为什么不管？整天打牌。”

　　他也承认自己在孩子出事前陪她的时间很少，但从2012年到现在为思思付出很多。李春生感觉思思没有悔改之心，“她每天就好像是在想那些不好的事情。”思思对母亲言听计从，但和父亲说不上两句就开始吵。

　　“我妈说是我爸毁了我一辈子。”思思说，“我也这样觉得。”

　　思思怪爸爸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她突然语出惊人，“我恨我爸，他毁了我一次，又毁了我第二次。”

　　2012年，11岁的思思被人性侵，由于无法确定施害人是谁，李春生坚持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做证据。

　　思思第三次怀孕时，也曾想过要把孩子打掉，“可我爸不同意。”

　　李春生担心思思以后可能生不出小孩。而且，这个孩子也是证据。

　　尽管李春生一再表示自己是为了女儿好，但李鼎律师告诉记者，李春生曾流露出只要夏某买房子，就可以让他和思思在一起的想法。

　　今年2月11日，思思曾在朋友圈发出一条消息，“现在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老头，还是一个老师。他叫××，但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提及父亲，思思语调激动地说，“他想钱想疯了。他说让夏某给6万，再买个房子，就可以娶我。”

　　李梓琨说，思思一家人有较强的依赖性。尤其是思思的父亲，在和基金会、律师、学校、媒体、警方等各方面交流的时候，几乎每次都会提到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经济帮助的问题。

　　这一点，记者在与李春生的交流中也有所体会，他多次提及手头没有钱，没有地方住等。8月2日，李春生在电话中还委托记者帮忙解决小果儿生活费的问题。

　　“思思一家人非常没有安全感，而他们理解的帮助就只是物质、经济的给予。”李梓琨说，他们也非常需要电话中的安慰、劝勉，需要人不断告诉他们正确的是非判断标准，改变那些错误的、混淆的观念。

　　希望和等待

　　对于思思再次怀孕，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主任张雯很早就预料到。

　　“以众多被性侵女孩的经历来看，这个行为也是她不能自主也控制不了的。”张雯说，思思被性侵时刚刚11岁，这是她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阶段，而遭遇性侵会造成孩子对自己有一个直接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