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曾任党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他总是坚守着“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的人生信条。毛泽东曾赞叹：“洛甫(张闻天笔名)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还称他为“开明君主”。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就职后，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张闻天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他对任人唯亲及裙带风等深恶痛绝。他不止一次地告诫子女：“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深蒂固，前人的亡灵也会在后人身上发生作用。你们千万不要卷入到这股歪风中来。”

张闻天早年投身革命，在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年代，长期与子女、亲属分离。建国后，由于工作繁忙，以及后来的坎坷遭遇，和亲属、子女也无法正常往来。一直到1975年8月，张闻天到无锡定居后，才与家人团聚一起。对待亲属和子女，他认真教育、严格要求。

1957年，党中央第一次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张闻天与夫人刘英商量后，送独生子张虹生去了河北茶淀农场劳动。1959年茶淀农场撤销，虹生获准报考大学。虹生请求当时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父亲给外交学院打一下招呼，以便录取时照顾。父亲不但不肯，反而对他说：“你有本事就去考，没本事别去上。”后来，虹生是凭着自己的实力考入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虹生到新疆建设兵团锻炼。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虹生患了肝炎，久久不能痊愈。同事催他给父母写信，要求回京治疗，可是张闻天却没有同意。父亲在回信中说：“你不要老是以干部子弟自居，有一点病就想往大城市跑，新疆有几十万人民群众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他们生了病不都是就地治疗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就地治疗呀？”张闻天随信还寄去100元钱，要求虹生在新疆安心养病。在张闻天的严格要求和鼓励下，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

张闻天生活简朴，常以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要求自己，使周围同志深受感动。他穿着简朴，内外衣全是旧的。在无锡期间，春秋季节穿着一件深灰色涤卡两用衫；夏天则穿普通的布料衬衣；冬天穿一件中式棉袄。一条棉裤已有好几个补丁，外出时加一件旧得发黄的呢大衣，这还是他任驻苏大使时添置的，已经穿了20多年。两条衬裤已经破旧，补了又补。冬天，他戴一顶帽子，不知用了多少年，帽檐已折断下垂。平时，他和警卫员一同外出，不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是警卫员家乡来的穷亲戚。

张闻天刚到无锡时，理发是在饭店，后来为了减少用车，他决定在附近街上的理发店理发。警卫员考虑他年龄大、身体条件差，理发排队时间长受不了，便事先到理发店给他联系了一个技术较好的师傅，让他待张闻天一到就理。有一次，“开后门”的事被张闻天发现了，他严肃地对警卫员说：“我也是普通一员嘛！不能搞特殊化，人家排队，我们也应该排队。”从此以后，他和其他顾客一样排队，毫不含糊。

1975年11月2日，张闻天病情严重，被送进医院抢救。有关部门请来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医学专家会诊。张闻天却认为，只要诊断明确了，治疗都是一样的，今后不要兴师动众。他要求把医疗队撤掉：“我没有什么贡献，这样做，对不起党和国家。”

1976年4月，张闻天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他把夫人刘英叫到身边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有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的党费。”为此，他还和刘英写了合约：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的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