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采访全省优秀检察官反贪虎将常鸣。关于常鸣的报道我读了不少，他作的优秀事迹报告，我也听过。

　　他缓缓地打开办公桌旁边的小保险柜，很凝重地拿出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躺着一张纸。

　　常鸣努力想使自己笑笑，但没笑出。常鸣说，记者，不怕你笑话，我曾多次想不干反贪了。

　　那是一份申请，一份要求调动工作的申请。

　　办公室静静的，就我和常鸣两人，连座钟的“滴答”声都清晰可闻。

　　常鸣弯下腰，从小保险柜的底层捧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小木盒里，也躺着一张纸。那也是一份申请，一份同样要求调动工作的申请。纸上还有一团殷红，只是很淡了，像一朵风干的玫瑰花。

　　常鸣说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

　　1985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市检察院从事反贪工作，刚开始的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有誓将腐败彻底铲除之势。那时最崇拜的是包公、海瑞、钟馗，常挂在嘴边的词汇是“达摩克利斯剑”、“两袖清风”、“除奸惩恶”。

　　但我很快发现从事反贪工作除了神圣之外还有无尽的烦恼。

　　1987年春，我办理了一桩案子。犯罪嫌疑人是我同学的父亲。你不晓得我和这个同学关系有多铁，我们从小学读到高中，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做作业，还常常一起睡觉。我家穷，同学的父亲经常说他把我也当儿子。他给同学买衣服鞋袜，我常常有；他家吃好吃的，我常常在。好几学期的学费，是同学的父亲替我交。赃款其实就是一万元。同学哭着求过我，同学的妈哭着找过我。同学的父亲被撤了职，判了刑。我是流泪办案子啊！同学拿了一件雪白的衬衣跑到我家，“刺啦”撕成两半，和我“割袍断义”；同学的妈当着许多人的面朝我吐口水，骂我忘恩负义；十多个同学跑到我小屋兴师问罪，骂我太沉湎于“功名”、“上进”。父母倒没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劝我干啥都行就是千万别干反贪了！

　　当晚，我写了这份申请，去找我们刘处长。还没到刘处长家，我就止步了。原来处里大李办的案子牵涉到刘处长的岳父。刘处长家已经爆发大规模的“内战”，妻子正闹着要离婚。

　　刘处长的岳父最终被送进了监狱。望着刘处长凛然的神情，我实在没敢把申请递上去。

　　常鸣猛灌着茶水，他沉浸在以前的故事中。我为他点燃了一支烟。他继续讲。

　　我第二次准备递上那份申请，刘处长还是贪检处处长。我妻子在一家企业工作，三天得上一天夜班，还常常不能按时领工资。她苦熬了三年啃了一个自考本科文凭，凭着实力考进了一家福利挺好的事业单位。但过了两天，妻子竟被莫名其妙地刷下来了。原因就是我是检察院干反贪的，那家单位的头儿说，引狼入室的事坚决不干。妻子哭着说，她不敢求我帮什么忙，只是求我千万别连累她啊！

　　望着泪流满面的妻子，我第二次拿出了那份申请去找刘处长。

　　我去找刘处长的时候，他正在为他的独生女儿珍珍收拾行李。珍珍是省级三好生，成绩很拔尖，大学毕业本来已分配在市里了，不知什么原因，又莫名其妙地分到一个贫困县的一个贫困乡锻炼。

　　刘处长抚摸着女儿的头发，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眼里闪动着快要滚落的泪水。他问，珍珍，你恨爸爸吗?

　　珍珍的“马尾巴”晃得老高，说，不！爸爸，我为你感到自豪！

　　在珍珍灿烂而自豪的笑容里，我迟疑了，我实在没有勇气拿出那份申请。

　　常鸣猛吸着烟，挺激动，眼睛湿润了。

　　第三次？面对刘处长那份申请，我常鸣哪里还有半点勇气！常鸣像对我说，也像对他自己说。

　　常鸣一口接一口地猛吸着烟，浓浓的烟雾笼罩着他凝重的面庞。他继续讲：

　　我是在刘处长的贴身衣袋里发现这份申请的。当时刘处长已经倒在血泊之中。1992年初，刘处长挂帅侦办一件案子，后来才晓得是我们市建市以来最大的一起贿赂案。犯罪分子先是寄恐吓信，送子弹威胁，后来竟狗急跳墙。他们跟踪刘处长三天，有天晚上11点多，刘处长从办公室加班回来的路上，遭了他们的毒手。

　　刘处长1983年部队转业到市检察院一直干反贪，他要求调动工作的申请写于1985年4月18日夜晚，他的申请比我写得还激烈，他说他宁愿到别的单位打扫卫生收发报纸看门也不在检察院干反贪了。我问过所有检察院的人，从来没听说过刘处长要求调动工作，更别说写什么申请了。我悄悄地珍藏了这份浸有刘处长鲜血的申请。今天我仍清清楚楚地记得刘处长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尽管很微弱，“一个连家庭、子女和生命都舍得的人，还怕干反贪吗？”这话，他是对我们说的呢？还是对犯罪分子？或者是对他自己呢？我至今仍在琢磨。

　　我默默地点燃一支烟，办公室里一片沉寂。阳光泼在常鸣的面庞上，神圣而肃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