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能给予你最大的帮助，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我在你身边。如果我的笑脸，能给你阴霾的天空一抹亮色，一丝暖意，那么，今天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一）
近段时间，总在医院进进出出。初夏的时候，先是自己动手术，还没出院，非常要好的朋友因宫外孕大流血半夜住进来，好在朋友再婚的老公还算体贴，我只来看了一眼就算尽到了心意。可是不到一个月，外地的朋友生病，一个电话打来，让我忧心忡忡，又匆忙赶去。
朋友离了婚，新交的男友平时看着很贴心，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 ，心烦的时候，你不可以训斥，不可以乱发脾气，甚至于还要保持一份美好的状态，那种一家人随时可以大呼小叫，放心地把一切交出去的感觉没有了。看着朋友欲言又止的神态，那几天我很抑郁，我不知道也不能感知，再婚的家庭以什么样的纽带来维系。而这影响了我对事情的判断，怕了许多事。
今天朋友的病只是初愈，还在家里疗养。一大早同学老公的电话打来：“ 双，云今天动手术，她很害怕，你跟我来守她吧。”
我正准备出门，我负责的两个村的农人昨天已经通知，带着证件在办公室等我。我要是不去，错过今天，等我下村挨家挨户去办的时候，就是一件非常繁杂的工作了。我有点心烦，为什么事情总是喜欢凑在一起呢。电话里朋友的老公说：“都怪医生，说了一大堆可能发生的后果，她昨晚哭了。”
我不能再说什么，工作可以弥补，有些事无法弥补，就像现在，朋友需要我，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
有时真的觉得自己很颓废，也很惶恐，没有了许多快乐的理由，就像当今的世道究竟怎么了？在我们这样的小城，我也不算是个整天疯玩朋友众多的人。可是，不多的好友里面就有四个离婚的，年轻的不到三十岁，年长的不到五十岁，都曾是如花似玉的女子，都有着一份体体面面的工作，都曾那么本本分分地过着日子。然而这样的事硬要落在你的头上，又说的清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呢。当一切都平静如初的时候，我高姿态地听着她们的诉说，我以为我学会了倾听，懂得了话里的含义。其实我哪里又懂，只是耐着性子听罢了。而这些打乱了我的思维，有意无意庆幸自己还在围城里面呆着，似乎这样着就还有一点点脸面和安全的感觉，毕竟总还是有一层墙围着，好不好别人看不见。也许我的思想太过迂腐、保守，但我想还是有很多女子如我这样的想法，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敢乱动的。因为作为女人，出去了，许多的不是都会倒在你一人的身上，如果你漂亮能干，会说是你的放荡移情别恋，如果你很平凡、温柔，会说你无能拴不住男人的心，活该被抛弃，无论怎么样，总会在你身上找到那么多缺点。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同性的我，也有意无意地告诫自己，要注意哪些要怎么做，认为都是没有做好才导致这样的结局。现在，我明白，不是女人多么的不好，也不是男人多么的没心没肺，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只是没了那份情，一切就变得淡然无味了，修养好的，懂得其中的道理，就只是沉默，家就是冰墙，一潭死水。不懂得的，就只怕会闹的天翻地覆。
同学就是离婚的女子，此时的也是再婚，我能理解有难的时候，那种微妙的关系。
赶到医院，同学已经进手术室，我赶到门边，招手示意她安心，我来了。同学看我一眼长舒一口气，似安定许多。我的包里还背着表格、名单，想着看一眼就回去办公。可是这又要我如何能走。朋友是独女，父亲离世，母亲多病，又是三线建设外地来的异乡人，没有弟兄姐妹，没有宗室亲朋，要好的朋友里她独想到我，这份知心与信任，在这样的时候，我如何能辜负。我留了下来，与同学的老公等候在手术室外。

（三）
不知道是因为这样肃穆的地方让人感到寒冷，还是因为空间偌大的原因，窗外阳光明媚，还透过天窗挤进一丝光来。我却感到一阵阵冷风袭来，一度以为空调调错了，要不怎么让我感到那么寒冷呢。众多的病人家属三五成群地涌来，城里的、乡里的，最少也有三五个亲友等候，相比之下，我和同学的老公就显得落单了。同学的老公调侃说：“你要是不来，我一个人还真有点手足无措。”
手术室的门一开，众亲友们蜂涌而至，生怕病人出来看不见自己的亲人。我也游到门边看看门里，看看站着的蹲着的人，听他们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一位西装领带的青年，拿着一份名单问麻醉科主任。麻醉科主任浓眉大眼，看着很随和，他笑着指着挂在墙上的科室名单表说：“都在上面，自己看吧。”就进去了。
等人的时间如此的漫长，这样的小插曲让众人有点兴奋，都围拢来看是怎么回事，我也凑上去仔细打量，想着这人可能是某所学校的外管，或者职业介绍所的。
这时电梯的门开了，又一位病人被推进手术室 ，已经十一点，这可能是今天最后一位动手术的病人。像所有等人而又无聊，总想找点事打发时间的人那样，我好奇地看着新来病人的家属 ，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微胖的身材，穿一件红色的运动服，由于胖而白的脸上戴一副眼睛。看着，憨厚不是很机灵的那种小女孩。她有点木讷地接过医生的笔，在手术单上一笔一划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看看四周，再没有第二个人与她同来。签完字，站在等人的人群中，她似乎有点无措，她不知道我一直在看她。她一直低着头，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皮包，很简单老气的那种，显然不是她用的。我走近她问：“你家是谁动手术？”
她可能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地方，有人会与她打招呼，像老熟人那样，并且还是个穿着有点漂亮的人。她抬起低垂的头看我一会：“我妈妈。”她说。一双大眼不怎么灵动，却很诚实。
她能回我的话，说明我与她的沟通成功了，要知道我也很担心，怕我的话抛出去，她表现冷漠或者不搭理：“什么病？你妈妈。”我又问。
“脚踝骨折了。”她怕我没听懂，又比划着说：“两边都骨折了，医生说要打钢针，好了还要回来取。”
“怎么弄的？摔得吗？”我想着要是干活摔的，就可算工伤就会减轻许多负担。我总觉得她的家一定不富裕。要不这样的事怎么会是她一个小女孩独自担当呢。
“去地里背包谷的时候，下一道坎子就摔骨折了。”她诚实地说，声音很小很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