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青铜器的光芒褪去，另一种铜器文化在明代异军突起。铜炉，这种被誉为“明代文玩之首”的器物开始作为祭祀的礼器和文人香道用具跃上舞台。而宣德炉正是其唯一的杰出代表。西方人视此为中国铜器文化的文艺复兴，而中国人自己却似乎早已遗忘，正如王世襄所言：“(把玩铜炉)这种生活情趣已离我们很远，以致有人难以想象，但历史上确实有过。”

铜炉

宣德三年(1428年)，暹罗国使者为贫铜的大明带来了数万斤风磨铜，也就是黄铜。当时云南的铜矿尚未开采，金灿灿的大量黄铜让极为欣喜。他命人将这数万斤风磨铜化为铜水，重新铸造成一万八千多件传统礼器，其中包含了三千件香炉(一说为五千件)。这三千件香炉也就是为后世收藏家心心念念的宣德炉。

在朱瞻基的亲自参与设计下，宣德炉以其臻于完美的造型与皮色，成为一种足以垂范后世的铜炉，五百多年来引得匠人争相模仿，以至于“宣德炉”几乎成为铜炉的代名词，不管哪个朝代制作的铜炉，都愿意称自己为“宣德炉”。

虽然陈巧生仿铸的就是历史上的宣德炉，但他却不敢掠美，还是给自己的铜炉起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巧生炉。如今他所铸造的铜炉也已经得到古玩界和收藏界的肯定，马未都甚至不吝赞道：“古有宣德炉，今有巧生炉。”问及铜炉铸造的秘密，陈巧生说：“要做好铜炉，就要了解古代的文化，要穿越到那个时代里去，不仅要在其中思考，更要在其中生活。”也许是受陈巧生的影响，他21岁的二儿子陈冠丞活得像一位古代的书生，他喜欢弹古琴，读四书五经，还精习书法，能吟诗作赋。

铜炉

自陈冠丞记事起，陈巧生就开始废寝忘食地仿铸宣德炉，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之下，久而久之，陈冠丞对炉文化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宣德炉是一种既可以居庙堂之高，又可以处江湖之远的器物。这正如古代的文人，他们在书房内研读圣贤诗书，一心寄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现实未必如意，皇帝的召唤有时遥不可及。案头的铜香炉成为自己的一种隐喻：本为宏大庄严的典礼而生，却栖身于简陋的书房内。”

陈巧生虽然自称只是一个匠人，但却一直在强调铜炉所传递出的文化，特别是文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宣德炉最为生动与精彩的描述，出自明末的文人冒辟疆，他说：“宣炉最妙在色……正如女子肌肤，柔腻可掐。”金属的质感，却泛出柔腻如肌肤的光泽，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人以愉悦的审美体验。